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周恩来的讲话艺术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风范。多年以来，还一直被大家传为佳话。
曾经，有位西方记者心怀叵测地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不怀好意的问题：“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呢?”周恩来自豪地告诉他：“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简称就叫马路。”这是谁都知道的呀!中国革命，不就是走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吗?一个问题没有难倒周恩来，这记者不死心，还纠缠着“路”，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着头走路呢?”是这样吗?具有高超的外交艺术的周总理才不会掉到这种平庸的坑里去呢!周恩来笑笑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走的是下坡路，当然美国人要仰着头走路;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自然就是低着头走的了。”这就叫“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对呀!就像你说的那样，你昂首挺胸，但你那是走下坡路的姿态;咱低头弯腰，但咱们这是走上坡路的态势。什么叫“走下坡路”，什么叫“走上坡路”，不用解释了吧?这一戳，那只昂首挺胸的“气球”不瘪气才怪哩!
又有一位记者向周恩来提了一个同样刁钻古怪的问题：“请问阁下，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多少”，这还是一种国家机密吧?这是其一。其二，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的时期，这话分明是讥笑我国贫穷落后。那么，作为国家机密，这事不能告诉你;那时咱们穷，这事，也不好告诉你。但是，外交礼节，有问必答。请看，周恩来扳起指头，如数家珍地回答道：“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十八元八角八分。”此话一出，语惊四座。那就别把在座的吓着了。于是，周恩来紧接着解释道：“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面额为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的十种主辅币人民币，合计为十八元八角八分......”公开发行的，全都摆在桌面上的哩。这还用问吗?当然，你问到了，那就不妨再给你讲一遍。那时候，就这样多钱。从人民币发行第三版以后，才增发了一百、五十、二十元的币种。
据说，周恩来还有一项本事，是酒量大。但是，不论酒量再大，不该喝的酒还是不能喝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周恩来“推杯”的讲话艺术。
1943年7月9日，周恩来一行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经过西安。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进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同时，10日下午，胡宗南安排了一场招待周恩来的特别宴会。预演和彩排咱就不看了，直接启幕开场吧。开场白是胡宗南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致“欢迎词”。“欢迎词”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请周先生和在座的黄埔同学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干怀!”周恩来应声而起，含笑举杯。王主任这样热情地“欢迎”了，周恩来接过话头，也讲了几句“客套”的话：“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胡宗南一听，傻眼了。这酒是敬呢还是不敬呢?周恩来彬彬有礼地等待着。但是，“看来诸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就免了罢。”周恩来主动给了胡宗南及其部下一个台阶。
戏刚开场就有点演不下去了，但是也不会就直接落幕了的。很快，第二幕开启了。有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向周恩来走来。其中一位娇口大开：“我们虽然没有进过黄埔军校，但都知道周先生倡导的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十几位夫人就是十几杯酒。为了“黄埔精神”，这酒，能不喝吗?但是，喝酒之前，请夫人们讲讲，“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讲得对，我就同谁干杯。”夫人们哪里知道什么黄埔精神。于是胡宗南赶忙解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遗憾，只怪夫人们没有想好“敬酒词”。
夫人不行，夫君们赤膊上阵了;排成一行，十几位将军举杯向周恩来走来。敬酒嘛，总也还要讲一两条敬酒的“理由”。一位“军代表”讲话了：“周先生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我们作为黄埔学生，每人向老师敬一杯酒。”你们胡长官不是才教导你们“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吗?可是，“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那么，“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不该喝呢?”难题又交到了胡宗南的手上。怎么解决呢?当然就只有部下们承担了——罚酒!“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作胡宗南的部下真是可怜，讲政治要喝酒，没有政治头脑则要被罚酒。周恩来凭借高超的讲话艺术，使胡宗南及其部下乖乖地败下席去。
作为一位伟人，毛泽东给人们留下了一些“谜”，其中一项，是“28”这两个数字。其实，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许多人想解开这个“谜”。这其中一人，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钓鱼台国宾馆，这位对毛泽东与“28”饶有兴趣的总统先生迫不及待地向正在陪同他散步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这个问题：“贵国23年前的28响礼炮，在国际上引起诸多猜测，我认为他们都不得要领。这次想听听您这位开国大典总指挥的解释。”那么，您这位总统先生是怎样“猜测”的呢?于是，周恩来笑了笑说：“我想先听听阁下的高见。”尼克松顿了顿，然后笑哈哈地取出钢笔，再掏出一张白手绢，在上面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请问这三个汉字是多少笔划?”周恩来回答说：“繁体字是28画......”尼克松接过话头：“毛泽东有个笔名叫‘二十八画生’，‘28’就是毛泽东啊!”周恩来继续说到：“主席是有一个‘二十八画生’的笔名。不过，我们建国就考虑到推广简化字，一简化，主席的名字就不是28画了。”看来，尼克松总统没有猜到正确的答案。但是，总统先生还是紧追不放：“那么您的理解是什么?”周恩来说：“要说嘛，也只是我个人的思考，不一定合于主席的原意。开国大典之前，主席曾经这样讲过：中国共产党已经28岁了。28年来，我们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有很多，就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用主席这段话作为我对‘28’的理解，您看可以吗?”尼克松说：“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我想得到的是它的标准答案。”好不容易亲自来到了中国，总统先生的这个想法完全是在情理之中。但是，要得到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那就请阁下明天与主席会面时，亲自问主席了。”周恩来顺理成章地把这个问题归到了“下回分解”的篇章。
